中国首位女副总理，77年主动辞职，88年南下深圳，如今生活过得如何？

1974年，北京，37岁的吴桂贤原本只是来参加一次例行会议，却在会场里听到了一项完全出乎意料的安排：留下来，参与中央工作。她没有带足够的钱和粮票，连行李都不算多，人生的方向就在几句话之间发生了改变。 吴桂贤出生于陕西一个农民家庭，13岁时进入咸阳西北国棉一厂。为争取这份工作，她曾把年龄说大几岁。厂里的老工人看出她年纪太小，却被这个孩子的倔强打动，最终破例将她留下。 纺织车间不是轻松地方。机器轰鸣，棉絮飞扬，工人要长时间站在岗位上，眼睛和手都不能有半点松懈。吴桂贤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学技术、练本领，从普通女工逐渐成长为生产骨干。 她与赵梦桃的关系，对她影响很深。赵梦桃比她年长几岁，是技术过硬的劳动模范。吴桂贤遇到难题，常常向她请教。后来赵梦桃患病离开岗位，吴桂贤接过“赵梦桃小组”的工作，带着姐妹们不断提高产量和质量，小组很快成为纺织系统的先进集体。 这段经历也让她形成了一个鲜明特点：说得少，干得多。她没有显赫家庭背景，也不是科班出身，能够进入更高层次的工作岗位，靠的是长期在生产一线积累下来的能力和口碑。 1974年，周恩来考虑从工人中选拔干部，吴桂贤进入了视野。有关安排经过中央研究后，她被调到北京工作。初到钓鱼台国宾馆时，她很不适应。过去住在棉厂宿舍，身边全是熟悉的工友；到了北京，环境安静了，工作内容也陌生了，反倒让她夜里难以入睡。 她曾到医院看望周恩来，并坦率提出：“我经验少，还是回基层锻炼更合适。”周恩来没有立即答应，只是劝她留下学习。谈到下一步任务时，周恩来说：“有大任务。”随后才告诉她，中央考虑让她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 吴桂贤听后连连摆手：“不行，我干不了。”周恩来回答：“很多事情不是生下来就会的，要在工作中学习。”这番话，既是劝慰，也是对她的要求。 1975年1月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，吴桂贤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。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进入国务院领导层的女性工人干部，任职时年仅37岁。面对政治、经济和工业管理等复杂议题，她知道自己缺少系统知识，因此更加重视调查研究。 在北京工作期间，她按照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、学习和调查研究的要求，多次回陕西了解工厂和农村情况。每次回去，她都会先到棉厂，看望熟悉的工友，再到基层了解生产困难。她并没有因为职务变化，就把自己与原来的工作环境割裂开来。 有意思的是，吴桂贤在中央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。1977年，她主动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回陕西工作。有人劝她留在省级机关，或者担任大城市副职，她却更愿意回到自己熟悉的工厂。 这次选择并非一时冲动。她清楚自己的长处在哪里，也明白自己更适合做什么。经过中央批准，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。1977年9月26日，她回到咸阳，当天便换上工作服，赶去上夜班。工友们围过来喊：“吴大姐回来了！”她重新站在机器旁，心里踏实了许多。 1978年，吴桂贤担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。后来，陕西方面曾考虑安排她到省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，她仍然选择留在工厂。对她而言，工厂不仅是工作的起点，也是最熟悉的生产现场。她懂工人的难处，也知道一项制度落到车间后会遇到什么问题。 1988年，吴桂贤又一次改变人生方向。深圳考察团来到陕西期间，有人到西北国棉一厂参观，并邀请她南下。起初她认为自己已经50岁，调动没有必要，对深圳的邀请也只当作客气话。 回家后，丈夫王振涛却支持她去看看。王振涛是技术人员，曾有出国考察经历，对深圳的发展前景判断较为积极。他认为，沿海地区正在出现新的机会，纺织业也可能迎来更大的市场。 同年6月，吴桂贤赴深圳考察，随后决定南下。她出任深圳外贸集团与港方合办纺织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企业初创，缺人、缺技术、缺管理经验，她便回陕西从相关工厂挑选人员，工人、技术员和工程师一并组织起来，还协调解决落户等实际问题。 这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企业自然成长，而是把自己熟悉的生产管理方式带到了改革开放前沿。经过一段时间整顿和建设，企业逐步走上正轨。1994年，吴桂贤从企业退休，中央组织部门按规定给予正厅级待遇。 退休后，她仍在陕西与深圳之间联系企业合作，也参与扶贫、救灾和希望工程等公益活动。丈夫后来也随她到深圳工作，曾任赛格集团总工程师。两人的子女毕业于深圳大学，后来各自走上工作岗位。 从纺织车间到国务院，从主动辞职回厂到50岁再次南下，吴桂贤几次选择都没有按照外界理解的“升迁路线”展开。她更看重岗位是否适合自己，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晚年，她主要在深圳生活，与家人相伴，偶尔参加家乡和企业方面的活动。 特别